顾春芳：莎士比亚的精神疫苗

编者按：莎士比亚所身处的16世纪末，人类的理性刚刚从上帝的信仰中解放，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海军驰骋着大西洋。但光辉的背后却是更深的黑暗，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瘟疫接踵而来。身处其中的莎士比亚一生始终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胁，剧院大规模关停，邻居、朋友和观众都相继死去，但是他却从瘟疫中幸存下来，在“世界”这个舞台的“无常”面前，书写着辉煌的诗篇。

莎士比亚的精神疫苗

文 /  顾春芳

灾难和考验历来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和主题。多种形式的灾难和考验，则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呈现的内容。瘟疫是一种特殊而可怕的灾难，莎士比亚在多个剧本中都描写了瘟疫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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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莱克《朱丽叶床边的卡布莱特》

铜板雕刻，1803，25 x 21 cm

出自第四幕第五场朱丽叶诈死

《罗密欧和朱丽叶》中有一场关键的戏，劳伦斯神父派他的心腹约翰送一封至关重要的信给罗密欧，正是因为这封信没有如期送到罗密欧的手中，才导致他见到“死去的朱丽叶”（其实是喝药后深度昏迷）时信以为真而选择了自杀。约翰回复劳伦斯神父说：

我临走的时候，因为要找一个同门的师弟作我的同伴，他正在这城里访问病人，不料给本地巡逻的人看见了，疑心我们走进了一家染着瘟疫的人家，把门封锁住了，不让我们出来，所以耽误了我的曼多亚之行。……我没有法子把它送出去，现在我又把它带回来了；因为他们害怕瘟疫传染，也没有人愿意把它送还给你。（五幕二场）

这场戏既合理地解释了那封信为何没有准时送达，也真实地描述了瘟疫发生后人人自危的情形。我们从中了解到即便在莎士比亚生活的16世纪，发生瘟疫的地区也会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瘟疫期间，受染的人群被封锁在房子里，不许出门。为了防止瘟疫的传染和扩散，疑似感染者将被隔离，很多工作不再有人愿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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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阿尔玛《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

板面油画，1885，65.4 x 91.4 cm

在莎士比亚的另一部戏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中，当安东尼和奥克泰维娅联姻的消息传到埃及，克里奥佩特拉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出离愤怒并辱骂信使：

最恶毒的瘟疫染在你身上！（击使者倒地。）……你说什么？滚，（又击）可恶的狗才！否则我要把你的眼珠放在脚前踢出去；我要拔光你的头发；（将使者拉扯殴辱）我要用钢丝鞭打你，用盐水煮你，用酸醋慢慢地浸死你。（二幕五场）

在莎士比亚时代，一旦传染瘟疫就会身患无可救药的毒疮和恶病，感染瘟疫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咒骂他人染上瘟疫是最恶毒的诅咒。这样的毒咒也出现在了莎翁的另一出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中，马歇斯诅咒罗马人说：

南方的一切瘟疫都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些罗马的耻辱！愿你们浑身长满毒疮恶病，在逆风的一里路之外就会互相传染，人家只要一闻到你们的气息就会远远退避。你们这些套着人类躯壳的蠢鹅的灵魂！（一幕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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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汉密尔顿《科利奥兰纳斯》

出自第五幕第三场

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外，在《李尔王》、《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和《雅典的泰门》等戏剧中也有对瘟疫不同程度的描写。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他的剧本中多次描写瘟疫，是因为他经验并见证了一个瘟疫频发的危险而又特殊的时代。人类的理性从上帝的信仰中刚刚解放出来，欧洲地理大发现拉开了海外殖民的大幕，“金鹿号”在德雷克船长的带领下完成了环球航行；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迅速崛起，欧洲新教和旧教之间残酷的冲突，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大规模的黑死病和瘟疫的威胁……这些我们看似遥远的历史图景，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却是日常生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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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出生于1564年,他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长大。1569年，莎士比亚的父亲作为这个小镇的地方长官曾经负责过两个剧团的薪酬，1587年至少有5个剧团在莎士比亚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进行过演出。[1]莎士比亚的童年时期，考文垂是基督圣体节盛会的重要举办地。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日子里，考文垂地区经常举办各种庆典活动。1575年离斯特拉特福十二英里的凯尼尔沃斯城堡举行的皇家庆典活动历时19天，庆典内容包括宫廷化妆舞会及地方戏剧演出，为的是迎接和庆贺伊丽莎白一世的到来。[2]

伊丽莎白时期最可怕的灾难，除了宗教冲突，政治迫害，城市暴力，还有大规模死人的瘟疫。最常见的瘟疫是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早在14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过黑死病的蔓延，鼠疫由黑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多发生于盛夏。病菌进入人体后侵入淋巴系统，感染的症状先是腋下、腹股沟肿大，然后出现化脓溃烂，直至手足变黑。染上腺鼠疫的人先是发烧高热，呼吸困难，神志不清，感染者最后死于器官衰竭。

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先后遭遇多次重大的瘟疫。彼得·艾克洛德在《莎士比亚传》中提到了1564年，也就是莎士比亚出生那一年的夏天，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37位居民相继离开人世，占教区总人口的1/10，镇上出生的婴儿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一周岁。[3]这些信息应该来自当地教区的丧葬记录，该教区1564年上半年的正常下葬人数约为每月3-4人次，但当年7月这一数字攀升至17人，疫情在8月持续扩大，9月达到高峰，当月死亡84人。疫情在10月开始缓解，死亡人数降至30人，随后快速下降，至12月疫情解除。[4]1564年斯特拉福教区共记录254人死亡（死亡人数与传记略有出入），另有约30人未记录在案，其中至少176人（另一说超过200人）死于持续6个月的腺鼠疫。作为沃里克郡重镇的斯特拉福，当时的总人口可能不超过800人，疫情几乎消灭了该镇四分之一的人口。[5]根据莎士比亚的受洗记录，他于当年4月26日在这一教区受洗。[6]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莎士比亚被母亲带去附近的威尔姆科特村避难，才使他逃过这一劫，成为瘟疫后的幸存者。[7]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或许也是在1587年伦敦瘟疫肆虐期间，加入了恰好在斯特拉特福旅行演出的莱斯特剧团（The Leic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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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彼得·布鲁格尔《死亡的胜利》

板面油画，1562年，117 x 162 cm

现藏于普拉多博物馆

莎士比亚确实是上帝所眷顾的幸运儿。1592年伦敦爆发瘟疫，次年达到高峰，这一次伦敦爆发的大规模黑死病一直延续到1594年，这次瘟疫导致约每十二位居民中就有一位丧生。当年9月7日，一群从北方前往南安普顿的士兵不得不绕道伦敦以避开肆虐的鼠疫；因为疫情的影响，达特茅斯一艘俘获的西班牙货船被运至格林威治便停滞不前，伦敦和达特茅斯直接的商贸旅行也宣告中断。即便是隆冬季节也没能挡住人们逃离伦敦的脚步，当地报纸写道，“疫情凶猛，此地已无可留恋。”一份1595年的记录显示，弗利特水沟(fleet ditch)附近在1953年鼠疫期间是伦敦受灾最重的地区，该地区死亡人数比临近的三个教区总和还多。[8]

从当时的私人通信我们可以看到鼠疫传播的严峻，一位叫理查德·斯台普斯（Richard Stapes）的人在写给圣奥尔本斯海事法庭法官卡萨尔的信中说：“我邻居的仆人患瘟疫而死，周日下葬。我女婿的仆人也走了，但不确定是否死于瘟疫，去看望的人说他并没有其他死者那种显著的瘟疫症状。”疫情至1594年才趋缓，当年伦敦城内外有421人因鼠疫去世。[9]由于瘟疫的蔓延，1593年2月，伦敦所有公共剧院被迫关闭，直到一年以后才得以重新开放。时年在伦敦谋生的莎士比亚得以再次侥幸逃脱。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他的一生始终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胁，他的职业生涯也曾多次受到瘟疫的侵扰，他的许多邻居、朋友和观众在瘟疫中相继死去，但是他却从瘟疫中幸存下来并写出了不朽的戏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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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瘟疫》

出自薄伽丘《十日谈》

现藏于伦敦惠康博物馆

当时的伦敦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官方控制瘟疫传染和传播的措施相当有限，相较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全球疫情防控机制，当时的瘟疫管控方式非常简单，张贴大众文告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在特别严重的瘟疫发生之后，政府会印制相关告示，张贴于城市较为显眼的公共区域，向市民宣讲防疫需要注意的事项。大灾之后，政府还会印制以教区为单位的《死亡名录》（Bills of mortality），以统计和公示死亡的人数。

在此以前，对于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英国人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信心，因为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的环球航海的成功被大大推动。在《仲夏夜之梦》中，调皮的帕克向仙王吹嘘，可以用略长于半小时的时间环游地球一周，这个速度比现代的卫星时速还要快。对于第一次观看《仲夏夜之梦》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而言，围着地球转一圈，是一个绝对的新闻事件。当女王把巨幅的航海图作为胜利的象征，悬挂在宫殿里的时候，她并不会想到瘟疫会瞬间摧毁她所遥想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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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布朗、提泰妮娅和帕克与跳舞的仙子》

出自《仲夏夜之梦》

水彩，1876年，47.5 x 67.5 cm

现藏于英国泰特美术馆

1592～1594年瘟疫时期，枢密院下令伦敦五英里距离内禁止演戏，莎士比亚和他所在的剧院陷入了困境。因为剧院关闭而失去生活来源的莎士比亚在做什么呢？他靠什么谋生呢？尽管他可以在宫廷贵族的私宅里演一些戏，但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演出是不牢靠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保证他养家糊口。瘟疫期间的莎士比亚，想要立足伦敦，必需要寻求其他赚钱的方式，一方面赡养在斯特拉特福的家人，另一方面找到其他替代演剧的工作以便支撑自己的写作。大约是在这个时候，莎士比亚开始写叙事诗和十四行诗。对当时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赞助人。

16世纪末，贵族出资赞助诗人或艺术家成为一种风尚和文化，而寻求到合适的赞助人，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艺术家可以摆脱为生计而奔波，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创作；第二个原因是有威望的赞助人可以迅速抬高艺术家的身价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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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里欧塞斯利肖像

布面油画，1618年，88.9 x 68.6 c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一生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南安普顿伯爵（3rd Earl of Southampton，1573～1624）亨利·里欧塞斯利（Henry Wriothesley）。虽然1592年左右（瘟疫前夕），莎士比亚凭借其才华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时常有机会出入贵族圈子，得以结交了一些有钱有势的贵族。但因为南安普顿公爵的祖上和莎士比亚所属的阿登家族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一见如故。这是一位长相俊美、热爱文学的双性恋者，在道区菲尔特和安普郡都有世袭的封地。伯爵的父亲是英国最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点深得莎士比亚的心，因为他本人就出生于天主教的家庭。虽然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为了赢取安妮·博林（Anne Boleyn），不惜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公然和罗马教廷决裂，并发动宗教改革，力图把英格兰从天主教国家变成新教国家。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宗教的分歧和斗争循环往复，宗教改革的道路崎岖艰险，所有这一切预示着内战和弑君的频繁发生。因此，在新旧教冲突激烈的时代，相同的信仰是互信的基础。[10]伯爵的母亲是蒙太古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的名字后来被莎翁写进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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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狄克西《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面油画，1884年，171 x 118 cm

现藏于南安普顿市美术馆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这首长诗正是献给南安普顿伯爵的，诗歌发表的时间为1593年4月，这是已知莎士比亚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全诗共1194行。长诗创作之际正是英国发生瘟疫的时刻，这首长诗的主要素材来自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11]，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奥维德在英国的传人。莎士比亚之所以创作这首长诗，一方面因为瘟疫期间，他迫切需要赢得赞助人南安普顿伯爵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在借鉴和运用古典文学资源方面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马洛和斯宾塞这些剑桥学子，因为他们曾经挖苦莎士比亚是个不懂文法的乡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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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初版书影

1953年出版

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写成后，莎士比亚给南安普顿伯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阁下：

我很冒昧的将这首拙诗献于阁下，也不管世人将如何斥责我，胆敢选择您这样强大的恩主来支持我这样的一首拙诗。不过，只要您觉得开心，我就自认为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并誓言要善用所有闲暇时光，为阁下献上更精美的作品。但如果我的处女作不怎么样，我很抱歉，让您这么高贵的人成为他的教父，再也不敢让您听到我这个才能浅薄之人写出如此粗糙的作品，我将此诗致于阁下评判，发自内心的评判，希望他能得到您的祝福，得到世人的欣赏。

尊奉阁下

这部长诗出版之后，其所受欢迎的程度是莎士比亚本人始料未及的。据说伦敦贵族家庭的女子，几乎每个人的的案头都放有一本《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剑桥的大学生和四大律师学院的学生中也流行传抄莎翁的诗句。可以说，真正让莎士比亚一夜成名的就是这部写于瘟疫期间的长诗。莎翁在世时，《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先后再版9次，比起他其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人更为频繁地引用他的这些诗篇。毫无疑问，他的诗歌和他的戏剧一样，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最突出的贡献。

正是依靠这部长诗，莎士比亚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顿伯爵的赏识。瘟疫期间，莎士比亚还曾担任过南安普顿伯爵的私人秘书，《爱德华三世》中有一段发生在国王和私人秘书之间的喜剧段落，或许就是莎士比亚那段时间真实的生活经历。虽然每日卑躬屈膝、如履薄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无论如何，能够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在贵族之家谋个好差事，还能在对方的庇佑下发表如此畅销的作品，这是当时许多诗人梦寐以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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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鲁克丽丝受辱记》

布面油画，1571年，189 x 145 cm

现藏于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

学者们认为莎士比亚的第二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vyshement of lucrece)[12]，也有可能是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这首长诗共1855行。诗歌反映的是罗马历史上的真实事件，美丽的鲁克丽丝是古罗马将领柯拉廷的妻子，她温良娴淑，然而在丈夫率军出征之后，她遭到罗马王子的奸污，后来她向丈夫和父亲说明事情的经过，要他们为自己报仇，然后举刀自杀。此事激起了罗马群众的公愤，由公愤而爆发的造反推翻了塔昆的统治。[13]

1592～1593年，将近10,662人死于这场特大的瘟疫，占伦敦当年所有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14]然而，就在伦敦瘟疫爆发期间，莎翁的这两部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以及一些十四行诗，令他声名鹊起，名利双收。[15]伊丽莎白时期的瘟疫，非但没有摧毁莎士比亚的诗歌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让他得以暂时远离剧院的繁杂事务，在南安普顿伯爵的庇护之下，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莎士比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并安然度过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时光。

时代历史的大变故可以左右戏剧的兴衰，但无法左右诗人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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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为了躲避瘟疫涌入乡村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公共剧院经受了接二连三的重创，对于戏剧行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大的疫情依然会对包括娱乐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使这些行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1592年12月到1593年，伦敦因为瘟疫关闭公共剧院[16]；1594年短暂的开放之后，到了这一年的4月和5月中又因为新的疫情而关闭。[17]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导致疫情期间有的演员改行，大批剧团解散，最终幸存下来的剧团寥寥无几。

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就是这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莎士比亚本人依然坚持在瘟疫肆虐的时期为灾后重建剧团做准备，他深知很多剧团将会坚持不下去，而坚持下来的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在1594年2月，莎士比亚完成了复仇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是首部出版的莎剧。现存有1594年或1595年抄写的剧文一纸，上面有手绘的该剧演出图，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了解这部戏创作的时间。紧接着他创作了《理查二世》《约翰王》等几部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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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表演草图

亨利·佩查姆于1595年作

瘟疫期间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失去了最重要的庇护人达比伯爵。瘟疫过后不久，也就在1594年的5月期间，在亨斯顿男爵的庇护下“宫内大臣剧团”成立。莎士比亚也加入了这个重新整合的剧团，他把自己过去写的剧本全部贡献出来作为参股的资本。股东共有八位，除莎士比亚之外，其他七位分别是：威廉·坎普（William kemp）、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托马斯·波普（Thomas Pope）、奥古斯丁·菲利普斯（Augustine phillips）、乔治·布莱恩（George Bryan）、理查德·考利（Richard cowley）和约翰·赫明（John Heminge）。《莎士比亚年谱》显示，正是从1594年起，莎士比亚开始了和伯比奇的伟大合作。值得一提的是，约翰·赫明这个人对莎士比亚极为重要，他后来成为剧团经理，还是1623年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对开本两位主编之一[18]，对于推动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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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开本》（1623年原版）

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第一对开本收入36个剧本

目前已经确定莎剧剧本是40部（包括合写）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作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和编剧，他写戏兼演戏，《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理查二世》（1595）、《仲夏夜之梦》（1595）相继首演。这一时期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阶段的作品，《爱的徒劳》（1594）、《仲夏夜之梦》（1595）、《威尼斯商人》（1596）、《亨利四世》（第1部/1596）、《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7）、《亨利四世》（第2部/1598）、《无事生非》（1598）、《亨利五世》（1599）、《裘力斯·凯撒》（1599）、《皆大欢喜》（1599）等重要的剧目陆续首演[19]，特别是《哈姆雷特》在1600年首演，同一年吉星剧院开放，并与环球剧院形成竞争格局。[20]然而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哈姆尼特（Hamnet）没有逃脱瘟神的手掌，这个孩子因疫病死于1596年。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夕，莎士比亚的剧团在环球剧院演出了《理查二世》；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也在这一年首演。或许是想给瘟疫过后消极厌世的人们带去些许欢乐和安慰，莎士比亚在瘟疫之后创作了许多喜剧作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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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1906年复刻版）

山水藏书

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1603年英国再次爆发的大规模瘟疫，使本来动荡不安的国家时局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一病不起，她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一生推行宗教改革和海外扩张，击败西班牙海上无敌舰队，在有生之年让英格兰在欧洲迅速崛起，但是命运会安排她在一个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时刻悄无声息地离世。在她的尸体被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世界已更换了主角。

这一年的年初，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还曾经为弥留之际的女王演出。到了1603年3月24日，女王突然驾崩，终年七十岁。始于亨利·都铎（亨利七世），前后五代君主历时共118年的都铎王朝就此宣告落幕。就在1603年4月28日女王葬礼前后，染上瘟疫的人开始大规模地死去，来不及下葬的尸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整座城市散发着瘟疫的病菌和死尸的臭气，遍布伦敦的死亡的空气加重了女王驾崩的悲凉。作为女王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詹姆斯一世继位，但是迎接他的不是万民欢呼，而是恐怖的瘟疫和痛苦的哀嚎，无论是送葬还是登基，都在瘟疫的笼罩中变得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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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

英王亨利八世和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儿

终身未嫁，因此被称为“童贞女王”

1603年当瘟疫达到顶峰时，伦敦官方印制的《死亡名录》（Bills of mortality），每周出版，定价一便士，相当于环球剧院的门票，成千上万的名字出现在印数巨大的死亡名录上。[22]和今天一样，当时的人一旦知道瘟疫在城市出现，他们所能想到的求生办法就是出逃，但是出逃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瘟疫的传播。贵族们纷纷逃往乡间的别墅避难，但是对穷人而言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瘟疫中死亡最多的还是穷人。为避免逃出城去的人加剧瘟疫的蔓延，官方紧急颁布隔离幽禁限制行动自由的法令。尽管如此，1603年的瘟疫依然导致城市1/5人口的死亡。

1603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继位后，动身南下接任英格兰的王位。但是因为躲避瘟疫，新国王一直住在伦敦郊外，不敢进城。原定举办的詹姆士加冕典礼已被迫推迟到次年3月。他还来不及举行登基大典，就立即颁布了一道《疫情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道“关于对鼠疫患者救济和管理的法令”由议会颁布，以国家法令的名义加强了对染疫病人的隔离，也规定了对违令者的相关处罚。当时采取的家庭隔离是一种完全隔离。根据法令要求，家中若有人被感染，所有家庭成员都必须待在家中，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外出，违反者将受到严惩。染疫病人外出一旦被发现将被没收财产和剥夺公民权，判处重罪甚至处死。即便是没有染疫的家庭成员若违令外出，也将遭受鞭笞和刑法，并被关押起来。据史料记载，1604年，圣·巴托罗缪教区一个叫亨利·罗斯的人，因为家中有人染疫，房屋被封，于是便逃到格林威治与其仆人住在一起，他因此获罪并被投入监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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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名录》

作为防疫法中最为重要的家庭隔离，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不完全隔离到完全隔离。最初，患者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手持木棍表明身份就可以外出，到1578年只允许染疫家庭中未感染者在佩戴标识的情况下外出，到了1579年枢密院颁布了鼠疫法令，病人应该关在家里6周，其他健康的居住者也应该和他们关在一起。到了1603年，除了无差别地隔离之外，隔离的管理措施也不断加强，从最初的松散隔离到后来的强制隔离——安排执行者、赋予执行者使用武力等。这种对违法者处以重罚的规定，在西欧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法国是没有的。[24]此外，法令的强化还体现在对违反法令者的惩戒上。1518年的文告只对违反法令的患者提出警告，并无明确惩戒措施，到1603年则对违反法令的感染者、未感染者、执法人员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这条法令直到1666年初，也就是英国“大瘟疫”结束的时候，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为病人建造的隔离屋。

由于被隔离的市民失去了生活来源，唯有通过救助，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患者四处活动传播疾病，因此法令要求对染疫的患者进行救助，为此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于是，从1603年底开始，政府责令为瘟疫征收的特别税改为普通税，并增加到常规税收中进行征收。法令规定不论是否有瘟疫发生，教区内所有居民都必须缴纳，对于拒绝纳税的人也将予以处罚，处罚的方式是直接送进监狱且不得保释。法令还规定，要为防疫的各个环节配备执法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警察、治安法官、搜尸人、尸检人、岗哨、护理者等，这些临时组织的部门各司其职，以保证法令的妥善执行，这些疫情期间的服务人员也由政府统一发放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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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鼠疫时的隔离

鼠疫横行时，需要在家隔离40天不能出门，

并在家门口画红色十字架，由政府提供饮食。

40天后如果没有发病方可出门，

并在门口画白色十字架。

16世纪，治疗瘟疫还缺乏可靠的药物，病人通常依靠教区的神父或者他们的家人、朋友和邻居，也可以求助于基本上不受管制的商业医疗市场——一个由江湖郎中和药剂师行医的地方。当时治疗瘟疫，主要依靠草药和膳食，比如吃大蒜和佩戴大蒜串成的项链来抵御瘟疫。传统的治疗方法，如出血、出汗、清洗、手术烧灼、草药和化学疗法，在鼠疫泛滥的时候也都一一尝试，但基本上徒劳无益。学者还发现了当时留下来的防止瘟疫的一个药方:

穷者可取约六便士币许重之芦荟，与苹果捣烂同食，富者可服用鲁弗斯药丸，上好药店均有供应，用此药前需先放血通肠。[25]

这则《疫情谕令》中提到的“鲁弗斯药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无从考证了，但是用药之前还需放血通肠听起来非常吓人。谕令中还指导市民如何用迷迭香，杜松子，无花果，榨酱草及肉桂等制作防疫药剂，类似于今天的防疫手册和疫情指南。这使我们想起了罗密欧流亡到曼图亚的时候遇到卖药人的那一场戏。这些材料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在瘟疫盛行期间的欧洲，民间草药有大量的供应和需求，普通市民家庭也都会储备一些防疫的草药，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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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一世

生于1566年

1603年即位为英国国王

詹姆士一世登基也给伦敦的演剧环境带来了改变，1603年5月17日“宫内大臣剧团”正式改组为“国王供奉剧团”，同月19日英王制诰颁发：

朕开恩特许我的仆人劳伦斯·弗莱彻、威廉·莎士比亚、理查德·伯比奇……及其同事们自由地演出喜剧、悲剧、历史剧、插剧、道德剧、牧歌剧、舞台剧等等，使他们以前或以后所排演的，为了朕亲爱臣民的娱乐，也为了朕乐意时消遣和观赏。上述各剧，在瘟疫减退后，均得在最佳条件下公开演出，无论在萨里郡他们原用的环球剧院，还是在任何市政厅、聚会厅或我的国土内任何其他城市、大学、村镇的自治区内的其他方便的地方；朕命令你们不仅允许他们无阻碍地这样做，而且在他们遭到任何非难时协助他们，并给予前此类似的礼遇。如为朕之故给予更多优惠，朕将注意及之。[26]

这道诰书意味着莎士比亚的剧团为皇室服务并受到皇室的庇护。几个月后，国王供奉剧团的演员被任命为“王室侍从官”，他们还被授予王室侍从的礼服——红色的上衣、长筒袜和外套。自此，在许多典礼上，身穿礼服的莎士比亚与其他侍从一起，并行在庄重的觐见队列中，他们不再是处处谨小慎微、仰人鼻息的草台班子里的江湖艺人了。詹姆士一世统治的前十年，“环球剧院”的演员们平均每年被邀请到宫廷演出14次。[27] 1597年复活节期间，威廉·莎士比亚买下了位于斯特拉特福德的新住所。单从1605年莎翁本人购买什一税土地，获得死后葬在斯特拉特福教堂圣坛的资格这一件事情来看，此时的莎翁已经拥有了象征身份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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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环球剧院

瘟疫期间，莎士比亚始终没有放下他的笔，并在疫后迎来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机，他不仅写出了《一报还一报》（1604）、《奥赛罗》（1604）、《终成眷属》（1605）、《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6）等大量卖座的剧本，而且每年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有资料证明1607年夏天，莎翁回到家乡参加了大女儿苏珊娜·莎士比亚的婚礼，他为女儿准备的嫁妆是107英亩的土地。[28]苏珊娜的婚礼于1607年6月5日在斯特拉福举行。[29]莎翁在1616年3月25日立遗嘱分给二女儿朱迪丝100磅作为嫁妆，如果她放弃教堂巷的小别墅，再额外分给50磅；另有150磅留给他们的子女，前提是她的丈夫也拿出150磅用作同样用途。莎翁还将他的镀银碗留给了朱迪丝。[30]

然而，在伦敦瘟疫盛行期间，远没有莎士比亚那么幸运的其他艺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剧团怎么生存呢？为了了解瘟疫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团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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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伦敦全景

克莱斯·范·维斯切画

左为老圣保罗教堂，右为伦敦桥

还有竖在南门楼塔桩上的头颅

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由两个城区构成的：伦敦东部地区（同今天一样，伦敦东区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以及西边的威斯敏斯特（英国皇家法庭和政府办公所在地）。东西城区之间是斯特兰德大街，这里遍布上流贵族的豪宅，沿斜坡而下就到了泰晤士河岸边，贵族们在此都建有私人码头。远处是依稀可见圣保罗大教堂，东边是遍布商店的齐普赛街，还有莎翁剧本中那些遍布城市的小酒馆。环球剧院和其他公共剧院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乘坐渡船往来两岸是市民习以为常的渡河方式，另一种过河的方式就是走伦敦桥，这座桥常年车水马龙，总是挤满了马车、推车、骑士和运往市场的成群家畜。

伦敦的人口持续增长，从16世纪中叶的12万人增长到16世纪末的20万人，到1640年翻了一倍激增到40万人；但根据1588年的城市记录，整个伦敦（包括威斯敏斯特和南华克区）只有三英里长、两英里宽。[31]大约7000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外国人，他们把异国风情、装束和口音带入了城市大街小巷。[32]扒手和小偷利用人群和混乱见缝插针，严重伤残和畸形的乞丐也不计其数。本·琼森的讽刺诗《著名航行记》中描写了两个男人把沿着弗利特露天水沟乘船作为一个赌注。他们所到之处，不仅遭遇“莫名的挥之不去的臭味”和“成堆的粪便”；还有“馅饼店的垃圾”“水槽漂满了油脂，和死猪的皮毛，还有动物的头、残肢、内脏和狗的腐皮。”[33]正是这样的人口密度和糟糕的城市公共卫生，才会导致各种疾病泛滥，特别是瘟疫肆虐。

为了在瘟疫期间生存下去，大部分剧团迁往外省，从固定场所的演出转为旅行演出，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也时常去外省巡演。或许在旅行演出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戏。可以想象，在1603年的大瘟疫情境下，当观众听到茂丘西奥临死前的那句诅咒，“你们这两户遭瘟的人家”之后一定会生出比以往更加真切的感受。众所周知，大瘟疫期间常常发生的人间悲剧是全家人都病死在屋里，直到瘟疫过去后才被发现，而他们的尸首早已腐烂得面目全非了。鼠疫消除了等级、贫富和性别的差异，它贪婪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无差别地被送进挖好的公共墓穴，就好像睡在同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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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时代伦敦泰晤士河沿岸的主要剧院分布

死亡之舞是中世纪晚期文化中常见的一种意象，表演者将死亡具像化为一具骷髅，在活人中令人作呕地移动。这是中世纪经历过瘟疫的人们的真实体验，瘟疫和死亡让人特别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心生命若蜉蝣的幻灭感和凄凉感。剧院被强制关闭，官方通告禁止“观众聚集在一起”，因为这样特别容易导致“瘟疫的大规模感染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没有观众，剧团就难以为继。

伦敦历史上剧院关闭最长的时间分别是：1581—1582年、1592—1593年、1603—1604年、1608—1609年、1625年、1630年、1636—1637年、1640年和1641年，剧院关闭对剧团的影响是毁灭性的。[34]1581-1582年，共3783人死于瘟疫；[35]1592-1593年，共1.1万人死于瘟疫；[36]1593年伦敦城内97个教区和城外郊区16个教区共记载死亡17844人，其中因鼠疫致死的10662人；[37]1603年英格兰因瘟疫死亡5万人，仅伦敦就死亡30578人[38]或30519人；[39]1608年伦敦因瘟疫死亡2262人，1609年死亡4240人。[40]这一时期，只有宫廷和贵族宅邸中还有一些戏剧演出，剧院的演出活动锐减，仅在冬季勉强上演。即便在1610至1625年间相对太平期间，伦敦的舞台活动并没有完全恢复。[41] 下图是1606-1610年间，因瘟疫死亡的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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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1610年间，因瘟疫死亡的人数统计

莎士比亚并没有参加1605年国王供奉剧团的外出巡回演出，继1604年《奥赛罗》之后，莎士比亚投入了《李尔王》的写作，这个剧本至迟完成于1606年初。或许就是瘟疫的直接语境，莎翁让李尔对女儿里根和她的丈夫康沃尔的责骂中用到了“复仇（Vengeance）、瘟疫（plague）、死亡（death）、混乱（confusion）”的词汇，并斥责她是“一个藏在我腐败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痈疮（a plague-sore or embossed carbuncle）”。关于剧本创作的确切时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根据葛罗斯特在一幕二场的台词“最近这些日蚀和月蚀不是好兆”，以及1605年九、十月间曾发生过的日蚀、月蚀现象，推测《李尔王》的创作约在1605年底前后。

自此，莎士比亚进入了他一生最成熟的创作期。

1606年伦敦再次爆发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并再次导致民间剧院的关停。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纷纷宣布取消。由于1606年的瘟疫发生在七月，正是剧团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期，瘟疫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骤然攀升，恐怖的气氛蔓延了整个伦敦，人们因为害怕而闭门不出，公共剧院的观众寥寥无几，莎士比亚所在的环球剧院再次被迫关闭。公共剧院的情况如此，私人剧院也是如此。由于管控整个城市娱乐业的枢密院在1618年发生了一次火灾，那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1606年左右的瘟疫档案也就无处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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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伦敦瘟疫的场景

现藏于伦敦惠康博物馆

16世纪的伦敦街道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莎士比亚时代，或许前一刻还在剧院里淡定的看舞台上的剑客比剑，后一刻自己就卷进危险的斗殴了。对于常年生活在剧团的人而言，目击死亡是家常便饭。莎士比亚同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马洛[42]就死于瘟疫期间的一次斗殴，1593年，仅仅距离《帖木尔大帝》首演获得巨大成功的六年后，这位被誉为天才的诗人在德特福德的一家小酒馆被刺死。这是一起很著名的流血事件，不仅因为惨案发生时马洛只有29岁，还因为马洛当时已是文学界独领风骚的人物了。F.L. 卢卡斯（F.L. Lucas）曾就《玛尔菲公爵夫人》一剧中“死者的手”给予过评论，他认为这是: “夸张的小题大做。这个场面可能会在19世纪的观众头脑中引发虚假的骚动，但如果太多的人曾在法国战场的黑暗中被不久前倒下的尸体绊倒过，对那些虚假的恐怖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印象”[43]。

虽然，伦敦市民早就习惯了通往南华克区的塔桩上，那些插在木桩上的被砍下的叛国者的头颅；习惯了被切割成四块的尸体被血淋淋地悬挂在城门之上；习惯了泰伯恩刑场（tyburn）上那些开膛剖腹、灼烧心脏、肢解砍头的残酷死刑所带来的恐惧。然而，这种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城市暴力和刑罚，根本无法和瘟疫所制造的恐怖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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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泰伯恩刑场

行刑对市民开放

高高的看台上是付费观看的座席

在瘟疫盛行的时候，由于数量庞大的尸体根本来不及处理，加之天气的关系，造成城市空气的进一步恶化。由于市民普遍害怕接触那些受到感染的尸体，城市公共服务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因此来不及运走的尸体就丢弃在道路两旁，啃食了尸体的老鼠又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传播。瘟疫造成人口急剧下降，瘟疫之后的伦敦元气大伤，无数的人流离失所，城市一片狼藉。

经历过瘟疫和死亡考验的莎士比亚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自然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他在《暴风雨》（1611）中，借普洛斯帕罗的话说：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们，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

如同这段幻景的虚妄的构成一样，

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们都是梦中的人物，

我们的一生是在酣睡之中。（四幕一场）

舞台上的角色和场景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瘟疫消除了社会、等级、性别、贵贱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在莎翁的这段台词中，“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皆大欢喜》二幕七场）的深意，比我们从前所意识到的或许更为复杂——伟大的诗人提炼出了“世界”这个“舞台”所寓含的真相，那就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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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西莉亚与奥兰多》

出自《皆大欢喜》第一幕第二场

莎士比亚总是享受着光与影，陶醉于丑与美、崇高与卑下、丰富与贫乏、渺小与壮丽，他以同样愉悦的心情创造伊阿古和伊摩琴。无论是在悲剧黑暗恐怖的意象里，还是在喜剧曼妙梦幻的意象里，我们看到了他所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对于罗马戏剧的发展，看到了他对英格兰和英国国家身份的探索，看到了他对边缘式的“他者”（比如犹太人夏洛克和摩尔人奥赛罗）的兴趣，看到了他所创造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在他那伟大的作品里，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贯穿始终。

莎剧彰显了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不是否定死亡，而是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并从中获得智慧。在悲剧中，那些注定要被命运毁灭的人物，不会随随便便离开这个世界。相反，他们富有特殊的使命，他们总是通过富有哲理的语言，让人类高贵和理性的精神得到严肃和充分地传达，就像哈姆雷特那样。只有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他们才会以庄重的方式离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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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在环球剧院上演

伟大的艺术是伟大的作家赐予世人的精神疫苗。

在病毒和瘟疫威胁人类的时候，莎士比亚写就了最辉煌的诗篇。莎士比亚以理性的目光注视人生的无常和存在的真相时，肯定了埋藏在其背后的关于爱、自由、完满的人性诉求，那些来自美的理想王国的道德律令，以及超越宗教的神圣的内心之光，都让我们感到瘟疫止步于诗人的诗作。对沉浸于艺术的莎士比亚来说，瘟疫几乎不存在。他通过创造一个充满光明和诗意的世界揭示了何以在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如此不同凡响。

注释：

[1] Rene Weis,Shakespeare Revealed: A Bi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2007), pp. 64, 83.

[2] Helen Hackett，Shakespeare and Elizabeth: The Meeting of Two Myth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9). pp.54-55.

[3] 〔英〕彼得·艾克洛德：《莎士比亚传》，郭骏、罗淑珍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3页。

[4] Shrewsbury, J.F.D. A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02.

[5] Scott, S. & C. J.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p.170-171.

[6] 圣三一教堂1564年4月26日的登记表上的一条洗礼记录，上面有威廉·约翰，莎士比亚之子，这样的字样。这个材料说明了莎士比亚曾经在三一教堂中接受了出生之后的洗礼，55年后也就是1616年4月25日，在这里下葬。

[7]〔英〕彼得·艾克洛德：《莎士比亚传》，郭骏、罗淑珍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3页。

[8] Creighton, C.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p.352.

[9] Creighton, C.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p.356.

[10]1571年，教皇还把伊丽莎白逐出教门，并且宣布在英国的天主教徒不必再听命于伊丽莎白，这是罗马教廷采取的极端行为，也成为了英国天主教与新教之争的决定性时刻，从这一刻起，英国天主教徒就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臣民，如果继续信仰天主教，其罪等同于叛国。

[11]《变形记》一般公认是奥维德最好的作品。全诗共十五卷，包括较长的故事约五十个，短故事或略一提到的故事约有二百。故事中的人物可以依次分为神话中的神和男女英雄，和所谓的历史人物这三类。全诗的结构可细分为以下各个段落：序诗、引子（天地的开创、四大时代、洪水的传说）、神的故事（卷一至卷六）、男女英雄的故事（卷六至卷十一）、“历史”人物的事迹（卷十一至卷十五）、尾声。这样一个安排多少是按时间次序作出，但是有许多故事的发生时间本来很难定，因此作者又按故事的性质予以安排，例如卷一至二的故事主要围绕神的恋爱为中心，卷三、四是以酒神巴克科斯和忒拜城为中心，卷五、六以神的复仇为中心，卷六至九以雅典英雄为中心，卷九至十一以男女英雄的恋爱为中心等。

[12]《鲁克丽丝受辱记》是莎士比亚创作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该诗是根据古罗马传说创作的诗歌。主人公是路修斯·塔昆纽斯（或塔昆），他是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他在谋杀岳父、篡夺王位后，暴虐无道，民怨沸腾。公元前509年，因其子奸污鲁克丽丝，导致克丽丝自杀，从而激起公愤，他和他的家族被放逐，王朝被推翻，罗马共和国遂告成立。

[13] 〔美〕杜兰特：《理性开始的时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93-94页。

[14] Liza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Everyday Life in Elizabethan Lond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3), p90.

[15] Cheney, P. Shakespeare, National Poet-Play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 23.

[16] Crawforth, H. & S. Dustagheer & J. Young. Shakespeare in London，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5,p. 27.

[17] Byrne, J. P. Encyclopedia of the Black Death，Santa Barbara: ABC-CLIO LLC, 2012，p. 216.

[18] 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由莎士比亚在国王剧团的同事约翰•赫明斯（John Heminge）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于1623年筹划出版，距莎士比亚逝世大约7年。

[19] 此处标注的年份，主要参考《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所列剧目首演日期，首演日期更能体现剧目先后产生的时间线索。

[20] Helen Hackett，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I.B.Tauris & Co Ltd,2013),p.23.

[21] Helen Hackett，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I.B.Tauris & Co Ltd,2013),p.23.

[22] Fritze, R.H.& W.B.Robinson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tuart England 1603-1689（ London:Greenwood Press, 1996），p. 181.

[23] 随着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以及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逐渐提高，作为防疫法中最为重要的家庭隔离，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不完全隔离到完全隔离。最初，患者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手持木棍表明身份就可以外出，到1578年只允许染疫家庭中未感染者在佩戴标识的情况下可以外出，而到1603年，被隔离的家庭中，不论是已感染的还是未感染的，都不可以外出。隔离的管理措施也在不断加强，从最初的松散隔离到后来的强制隔离——安排执行者、赋予执行者使用武力等。

[24] 随着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以及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逐渐提高，作为防疫法中最为重要的家庭隔离，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不完全隔离到完全隔离。最初，患者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手持木棍表明身份就可以外出，到1578年只允许染疫家庭中未感染者在佩戴标识的情况下可以外出，而到1603年，被隔离的家庭中，不论是已感染的还是未感染的，都不可以外出。隔离的管理措施也在不断加强，从最初的松散隔离到后来的强制隔离——安排执行者、赋予执行者使用武力等。

[25]〔英〕尼尔·麦克格雷格：《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26] 裘克安：《莎士比亚年谱》（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3页。

[27] 〔英〕彼得·艾克洛德：《莎士比亚传》，郭骏、罗淑珍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11页。

[28] 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享年52岁。在他生前已经拥有了荣誉和财富，并创作了大约40部剧本。

[29] Potter, L.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Biograph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353

[30] Rowse, AL. Shakespeare the Man[M].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8: 239

[31] Gurr, The Shakespearean Stage，1574-1642,（Cambridge Univ Pr，2008）, p. 213..

[32] Liza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Everyday Life in Elizabethan Lond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3), pp.118.

[33] Ben Jonson, ‘On the Famous Voyage’, in The Complete Poems, ed. George Parfitt (London: Penguin, 1988), pp. 86-92, lines 124-48.

[34] Gurr, The Shakespearean Stage，1574-1642,（Cambridge Univ Pr，2008）, p. 78.

[35] Creighton, C.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343-344

[36] 〔英〕伍德: 《莎士比亚是谁》，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35页。

[37] Creighton, C.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p.354.

[38] [美]杰伊·罗伯特·纳什《最黑暗的时刻》，《世界灾难大全》沈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98页。

[39] Creighton, C.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477

[40] 同上，P494

[41] Trail, H. D. & J. S. Mann ed. Social England: 1603-1714( London: Cassell Limited, 1903)，p.211.

[42]克里斯托弗·马洛，英国诗人，剧作家。1564年3月6日生于坎特伯雷一富有鞋匠之家，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1593年5月30日因在酒吧斗殴卒于伦敦附近的德特福德，作为伊丽莎白时期最伟大剧作家而去世。马洛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等。

[43] Mart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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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及按语转载自公号山水澄明